敦煌石窟摩利支天曼荼罗图像解说
作者：刘永增
来源：《敦煌研究》2013年第05期
内容摘要：敦煌石窟中的摩利支天曼荼罗及其造像共有三例，即榆林窟第3窟北壁东侧、东千佛洞第5窟、莫高窟第3窟主尊造像。这些壁画或塑像是根据宋代天息灾译《佛说大摩里支菩萨经》绘制的，与公元9—10世纪印度后期密教的图像及其仪轨在印度的流行有着深刻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宋代天息灾等印度高僧在中原弘传密教翻译密典，不但给予中原的宋代密教以直接的影响，而且还对西夏时代的敦煌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摩利支天；成就法鬘；天息灾；榆林窟；东千佛洞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5-0001-11
Interpreting the Images of the Marīcī Mandala in Dunhuang Caves
LIU Yongzeng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examples of the Marīcī Mandala： one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north wall in Yulin Cave 3， one in cave 5 at the Eastern Thousand-Buddha Grottoes， and one in Mogao cave 3. These art-works were executed according to the Sutra of Great Mārīcī Bodhisattva translated by Dharmabhadra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were supposed to b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popularity of the ninth- to tenth-century Indian tantric images and ritual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Buddhist masters of India like Dharmabhadra， who were translating and spreading tantric scriptures in the Song dynasty， not only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Esoteric Buddhism of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Song dynasty， but also exerte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Buddhism in Dunhuang during the Western Xia dynasty.
Keywords： Mārīcī； Sādhana-samuccaya； Dharmabhadra； Yulin Grottoes； Eastern-Thousand Buddha Grottoe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收稿日期：2013-04-15
作者简介：刘永增（1954- ），男，河北省清苑县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密教学博士，研究员。
本文主要讨论敦煌石窟中的摩利支天曼荼罗及其造像 。敦煌石窟中，宋代以后绘制的摩利支天曼荼罗和造像现存三例，即榆林窟第3窟北壁东侧、东千佛洞第5窟南壁、莫高窟第3窟西龛内主尊像。前两例为壁画，绘制在西夏时代，后一例莫高窟第3窟为塑像，塑造于元代，但已被清代重修。下面结合汉译经典以及《成就法鬘》（Sādhanamālā）中的相关记述，对上述敦煌石窟中现存的摩利支天曼荼罗以及造像进行图像学上的解说。
一 摩利支天及相关经典
本节讨论敦煌石窟中的摩利支天，若包括宋代以前，敦煌石窟中共有摩利支天画像和造像九处，可清晰地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根据唐代译经，是作为常行日天前的摩利支天像出现的；另一类是后期密教信仰中的摩利支天女尊像或曼荼罗，其根据为宋代天息灾译经。前者有MG.17693、EO.3566 、Ch.0021 以及莫高窟第8窟南壁一幅，榆林窟第36窟前室西壁门上的一幅 。无论是藏经洞出土纸本画还是石窟壁画，其制作年代均处于晚唐至五代时期。后者有榆林窟第3窟北壁东侧、东千佛洞第5窟南壁、莫高窟第3窟主尊造像以及伯希和收集品P.3999。本文主要对宋代以后出现的摩利支天曼荼罗和造像进行解说。
在佛教经典中，摩利支天最早出现在菩提流支译的12卷《佛名经》及失译人名的30卷《佛名经》中，经中或曰南无摩梨支世界卢舍那佛 ，或曰南无摩梨支佛[1]。在这里，摩梨支是作为世界名或佛名出现的，而不是后来的菩萨或诸天成员。千佛是大乘佛教多佛信仰大流行时的产物，《佛名经》是一部伪经，也是最能够反映当时佛教信仰的经典。摩梨支出现在《佛名经》中，说明了原出自于婆罗门教的摩利支，在北朝之前就已成为佛教诸尊中的正式成员了。隋代时期摩利支天见于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该经第31卷中说，“摩梨支，隋言阳炎”[2]，虽然仅言二字，但却是对摩利支作出的最具概括性的宗教学的解说。那么“阳炎”又应该作何解释呢？一行著《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做过最好的诠释，其曰：“阳炎者，如春月地气，日光望之如水，迷渴者生企求心。奔趣徒勤去之弥远，众生亦尔。”[3]是说阳炎乃春季阳光照射大地经折射后产生的虚像，望之若水，徒步追寻乃更远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蜃景。于是在经典中摩利支天才被描写得不可见不可知，进而又引申为不可捉不可害，不可为人欺狂亦不为人敷。
在印度，比哈尔邦的巴腊贡（Bargaon）村就出土了公元10世纪制作的摩利支天造像（图版1）[4]，在她的头部周围、双膝及手臂之间都有火焰状的雕刻。这些悬浮在摩利支天周围的火焰，是对上述佛经中说的不可见不可知的“阳炎”具体形象的表现，相反，摩利支天是自然界蜃景人格化的尊神。敦煌藏经洞出土绘画品中的摩利支天的头光中也有阳炎的表现。
到了初唐时代，阿地瞿多译出《陀罗尼集经》，其中的第10卷为《佛说摩利支天经》。阿地瞿多是在永徽三年（652）正月来到长安的，在慧日寺浮图院建立陀罗尼普集会坛，后应玄楷等力请译出《陀罗尼集经》，是在他来到长安后的一年零两个月之后[5，6]。该经在《陀罗尼集经》中天部开篇的位置，从经典内容和构成上看似为完本，也是第一次在经典中描述了摩利支天的形象。《陀罗尼集经》第10卷 中说：“作摩利支天像，其作像法，似天女形。其像左手屈臂向上，手腕当左乳前作拳，拳中把天扇。扇如维摩诘前天女把扇，于扇当中作西国卍字，字如佛胸上卍字。”[5]869-877这就是上述敦煌石窟中摩利支天的第一种类型，即身作天女形，左手把天扇。至于经中所说的天扇如维摩诘前天女把扇、扇上有西国卍字的天女形摩利支天，敦煌石窟有五例，其中MG.17693、EO.3566、Ch.0021为藏经洞出土的绘画。这三幅摩利支天的左右上方均画太阳，内画三足乌，摩利支天携二天女乘云而至。其中MG.17693和Ch.0021（图版2）的摩利支天头戴凤冠，负头光，头光一周还有燃烧的火焰，手把天扇，扇中却不写西国卍字。敦煌石窟中，火焰头光多见于力士和天王像上，菩萨像较少，但不是无例可循。火焰头光中的火焰一般是向着正中上方燃起，而Ch.0021、MG.17693的头光火焰却向着斜上方，都是放射状朝向太阳的。在这里，头光中的火焰，既表现乘云而至在日天前行走之意，同时和上述印度比哈尔邦巴腊贡村出土的摩利支天像一样，也表示“阳炎”之意。
几于同时，摩利支天也出现在密教经典中，善无畏与沙门一行所译《大毗卢舍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即《大日经》，也说到摩利支天 ，但这时的摩利支天是作为诸天众之一出现的，同时也忠实地履行着她作为日天众常行“日天前”的职能。
盛唐时代，不空是翻译摩利支天相关经典最多的高僧，他先后译出《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佛说摩利支天经》、《摩利支菩萨略念诵法》、《末利支提婆华鬘经》等四部。
不空译经均为短小经典，《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和《佛说摩利支天经》都只有千数百字，《摩利支菩萨略念诵法》则更短，全经只有600字左右。开篇便说先应结毗卢遮那佛印，之后讲结印法、摩利支天真言，最后说念诵摩利支天真言可获得殊胜加持。与上述短小的三部经典相比，《末利支提婆华鬘经》的篇幅虽然长了许多，但还是单经。经中说造像法、结界法等，经典之大要，除了在诸难的数量上大有增加、作法仪式多而复杂外，与上述诸经几无大差。总之，在不空时代翻译的摩利支天相关经典中，旨在口念摩利支天真言，以求危难中获得殊胜加持。对摩利支天的形象则所述甚少，或作“似天女形”[7]，或仅说“常行日前，日不见彼”[7]259，而不对其形象做任何细致的描述。
与摩利支天相关的经典中还有两个失译人名的经典，一是《摩利支天一印法》，一是《佛说摩利支天陀罗尼咒经》（以下略之为《咒经》），两经均见于《大正藏》第21册。前者说摩利支天身印及隐形印，经文极短，译者无考。后者见《开元释教录》（以下略之为《开元录》），其曰“摩利支天一卷，今附梁录”。《梁录》又称《祐录》，即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然遍寻《祐录》不见僧祐记《咒经》事，疑《咒经》乃译于唐开元之前，抑或就是初唐时代而绝非萧梁时期。查上述诸经中摩利支之译名，北朝时期的《佛名经》及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中均作摩梨支，善无畏与一行译《大日经》中两者互见，不空诸经中作摩利支，宋天息灾在译经中作摩里支。译作“摩利支”的《咒经》当与摩梨支、摩利支互见的《大日经》译于同一时期。又，在众经目录中，《开元录》成书于开元十八年（730），《祐录》成书于僧祐晚年，约在公元510—514年，其间尚有《法经录》（593）、《大唐内典录》（664）、《大周刊定众经目录》（695）诸经录行于世[8]，何以故独见于《开元录》乎？是可认为，《咒经》的译出时间很可能就在初唐而非梁代。
下面看一下宋代天息灾译《佛说大摩里支菩萨经》（以下略之为《大摩里支经》）。此经7卷，是说摩利支天的多种成就法，涉及三面六臂像和三面八臂像各6种凡12见。两种摩利支天除手臂的数量略有差异外，图像特征及持物等都大致相同。两种造像的图像特征分别是：
“摩里支菩萨，深黄色亦如赤金色，身光如日顶戴宝塔。体着青衣，偏袒青天衣种种庄严。身有六臂三面三眼乘猪。左手执弓、无忧树枝及线，右手执金刚杵、针、箭。”[9]
摩利支天菩萨“八臂三面三眼，光明照曜，唇如曼度迦花。于顶上宝塔中有毗卢遮那佛，戴无忧树花鬘。左手执索、弓、无忧树枝及线，右手执金刚杵、针、钩、箭。正面善相微笑，深黄色开目，唇如朱色勇猛自在。左面作猪相，丑恶忿怒口出利牙。貌如大青宝色，光明等十二日，颦眉吐舌见者惊怖，右面作深红色”[9]277。
与上述不空译摩利支天相关经典中的图像相比，天息灾译经最大的特点是解说了三面六臂像和三面八臂像的造像法以及曼荼罗的作法、仪轨等，而且还大幅度地增加了与诸种危难相对应的各种成就法以及各帧像的制作法、护摩法、息灾增益敬爱降伏四法、起坛法等。很明显，宋代天息灾译经中的摩利支天，与仅作为日天众之一的天女形的摩利支天相比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包括依据法天译《佛说一切如来乌瑟腻沙最胜总持经》绘制的尊胜佛母像在敦煌的流行，都与天息灾、法天、施护等人在宋代译出大批密教经典有着深刻的关系，是开元三大士在长安创立密教后，印度波罗王朝流行的新密教又一次规模性地传入。而这种传入是即时的、有计划的和有效的，不但丰富了包括敦煌在内的汉地佛教的内容，而且对其后的藏传密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成就法鬘》（Sādhanamālā）
中的摩利支天像
《成就法鬘》中有关摩利支天的成就法有16篇之多，而且均见于藏译经典中。除此之外，藏译大藏经中，另有3篇亦属于摩利支天成就法，藏梵合计共存19篇。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表1[10]，并对表1简单地解说。表中的1—16篇为葛剌思巴监藏（Grags pa rgyal mtshan）译，其中记有作者名字的为第8篇，即No.139。No.139中有Lhan cig skes pai roi pa（Sahajalolita）的名字，第11篇的No.142中有Sin po（Garbha）的名字。△符号为异译本，可见异译标记的有10件，即第1—10。藏译3篇中，第18为Kun dga Sin po（庆喜藏，Anandagarbha）作，仁钦桑波（Rin chen bzang po）译。
这16篇摩利支天成就法中，有两部经典都题作大阿阇梨（mahācārya）“Garbha”作，即《仪轨所说摩利支天成就法》（Kalpoktamārīcīsādhanam）。Garbha的全称为ānandagarbha，也就是有名的庆喜藏。据此我们可知，庆喜藏不但完成了《金刚顶经》、《理趣经》等大部密教经典的注释，而且还对短小的摩利支天成就法作过翻译。其中，庆喜藏译《仪轨所说摩利支天成就法》（Kalpoktamārīcīsādhanam）正相当于天息灾译《大摩里支经》第6卷至第7卷的部分[11]，说明了在天息灾译《大摩里支经》与《成就法鬘》（Sādhanamālā）之间，存在着相同的或者说相近的原本。
天息灾在太平兴国二年（980）与施护自北天竺同来中国，曾在敦煌驻锡数月，时值曹氏归义军节度使延禄治世敦煌期间[12]。天息灾离敦煌数年后，延禄建天王堂，于堂内画五佛、四波罗蜜菩萨、四女菩萨、十六供养菩萨共29尊的幻化网曼荼罗[13]。幻化网曼荼罗的藏译经典为仁钦桑布译的《幻化网怛特罗》（māyājālamahātantrarāja），而汉译经典则是天息灾译《瑜伽大教王经》 ，但是至今尚未发现完整的梵文本经典。不过不能忘记的是，这位明教大师曾是北印度惹烂驮国密林寺高僧，与其同行的从兄施护亦是乌填曩国帝释宫寺僧。天息灾到宋京后，于雍熙四年（987）译出《大摩里支经》，又于至道元年（995）译出《瑜伽大教王经》，所持梵本当是从家乡北天竺请来的 。
天息灾所译《大摩里支经》同时载有三面六臂和三面八臂的摩利支天各三例，说明了他在译出《大摩里支经》的同时，还参考了数个如庆喜藏作《仪轨所说摩利支天成就法》（Kalpoktamārīcīsādhanam）之类的摩利支天成就法，同时也说明了10世纪之交的印度摩利支天的信仰是十分流行的。
《成就法鬘》（Sādhanamālā）中的摩利支天有一面二臂、三面六臂、三面八臂、三面十六臂、五面十臂、六面十二臂六种 ，其中最流行的为三面六臂和三面八臂像。从像容表现看，《成就法鬘》中的三面八臂摩利支天与天息灾译《大摩里支经》的记述基本上是一致的，No.142《仪轨所说摩利支天成就法》（Kalpoktamārīcīsādhanam）（即东北No.3532）说：首先，应当礼敬毗卢遮那部族中出生的摩利支天。以清净之心进入祠堂，描绘画像等世尊母（摩利支天），完诵摩利支天真言，排除魔障，之后做五供养、归依三宝、观想毗卢遮那佛，而后在己之心中观想月轮上的摩利支天。摩利支天三面八臂，身作黄金色。第三眼如火燃烧，放无数光明鬘，头顶庄严毗卢遮那宝冠及无忧树花鬘。衣赤红色，八臂中左手持索、线、无忧树及弓，右手持金刚杵、针、钩及箭。第一面作寂静相、含笑、黄金色、开眼。左面猪面、忿怒相，青色光如十二太阳。右面红色，美丽而光艳。顶戴毗卢遮那佛，乘七猪车，其下YA字生风轮，（其上）变HA字。手托月日之罗睺，成白昼之光辉，月夜般四天女围绕。
四天女为东南西北四方，其中东方天女为晚多隶（Vartali），身赤色、一猪面、四臂、三眼，着红色上衣，左手持索无忧树枝，右持金刚杵针，意欲悉地皆得钩召。
南方天女为那隶（Vadali），如前衣服、庄严、身色，左手持索金刚杵，右手持树枝针，缝恶者之口眼。
西方天女啰隶（Varali），为同样衣服、庄严、（身）色，右手持金刚杵针，左手持索无忧树枝，禁缚一切恶者。
北方天女啰贺目契（Varahamukhi），身赤色，着同样衣服、庄严，右手持金刚杵箭，左手持无忧树枝弓，爱敬一切有情。[10]
这是No.142《仪轨所说摩利支天成就法》（Kalpoktamārīcīsādhanam）中关于礼敬摩利支天的仪式及摩利支天成就法，从而我们也详细地了解到摩利支天、四天女的像容表现以及持物等。当然我们还无法得知全部19件摩利支天成就法的详细内容，但是，从天息灾译《大摩里支经》中三例三面八臂的摩利支天像都大同小异看，除了与成就法相关的仪式本身有繁简不同外，就摩利支天像而言，区别应该不大。
此外，天息灾译《大摩里支经》还说，在摩利支天的四方四隅安八菩萨，即东方安阿里迦摩细菩萨、南方安摩里迦摩细菩萨、西方安桉多里驮曩摩细菩萨、北方安帝祖摩细菩萨、东南方安乌那野摩细菩萨、西南方安虞罗摩摩细菩萨、西北方安曩摩细菩萨、东北方安支啰摩细菩萨[9]，这些以“摩细”结尾的菩萨亦见于印度后期密教大师无畏生护（Abhayakaragupta）著述的《究竟瑜伽鬘》（Nipannayogavali）。该书成立于公元1100年前后，书中记载了印度当时流行的诸多曼荼罗各部结构及各尊神的图像信息，是研究印度后期密教必备的参考书。印度学者巴特恰利亚英译本《Nipannayogavali》说，曼荼罗的主神是摩利支天，三面六臂，乘七猪车。曼荼罗一周有Arkamasi/East、Indumasi/South、Antardhanamasi/
West、Tejomasi/North、Udayamasi/Agni 、Gulmasi/Nairrta、Vanmasi/Vayu、Civaramasi/Isana[14]。日本学者田中公明将《究竟瑜伽鬘》记载的诸图像进行了电脑彩图复原，图像显示主尊摩利支天三面六臂，位于曼荼罗中央，周围的八叶莲花上有上述八菩萨，外廊四面及四隅还有八菩萨及四守护神[15]，这些眷属尊都是摩利支天各句陀罗尼尊格化的产物。
《大摩里支经》所说的菩萨名虽然不能与《究竟瑜伽鬘》的英译完全照合，但是绝大多数是一致的，说明根据天息灾译《大摩里支经》绘制的摩利支天，是当时印度最流行的密教图像之一。
三 敦煌石窟中的摩利支天曼荼罗
敦煌石窟中有摩利支天三例，即东千佛洞第5窟南壁摩利支天像、榆林窟第3窟北壁东侧的摩利支天曼荼罗以及莫高窟第3窟西龛内的塑像。现在对这三例摩利支天像分别进行解说。
1. 东千佛洞第5窟南壁的摩利支天像
第5窟位于东千佛洞西崖上层，洞窟坐西向东，前部平顶（大部分已经坍塌），后部设绕道，平面呈纵长方形。窟内画不空索五尊曼荼罗 、释迦八相图、名等诵文殊曼荼罗 、金刚界曼荼罗等密教壁画，南壁东侧画摩利支天像（图版3）。之所以称这幅壁画为摩利支天像而不是曼荼罗，是由于画面中除了主尊摩利支天像以及画面上部左右画二净居天外，别无他像的缘故。
画面整体损毁严重，中央画巨大的佛塔，塔内画摩利支天立像。塔的上部尚存塔刹、覆钵、幢幡，塔刹两侧画净居天。其中右侧的两身保存基本完好，只见前方净居天曲身持盘，后面的一身高擎伞盖作供养状。在塔身的两侧（左侧已失）画四束波状光，这四束光又连成一片向上作飞升状，当是抽象的“阳炎”在壁画中的具象表现。佛塔的下部左右（左侧已失），画巨大的风轮。《大摩里支经》说，摩利支天“立如舞势亦作童女相，足下有风轮”[9]269，又说“光如日月乘猪车，立如舞蹈相，于其车下有风轮”[9]270。摩利支天的图像中，造像的下方往往画七猪，表示摩利支天乘猪车，而位置稍后的大车轮则表示猪车下的风轮。如后述，这种风轮亦见于榆林窟第3窟北壁东侧的摩利支天曼荼罗中。
摩利支天像位于佛塔中央，立姿，三面八臂，负头光，左展式立莲花上。头戴五叶冠，额上无第三眼，右面白色作慈悲相，左面绿色作猪面。上身赤裸，饰耳珰、臂钏、腕钏等装身具，下身着裙，但是没有表现为女尊像。八臂中左第一手于胸前持索 ，第二手持弓，第三手下垂作期克印。右第一手于胸前持金刚杵，第二手持箭，第三手不明（据榆林窟第3窟像推测应该是金刚钩），左右第四手于腹前作转法轮印。此外，画面下部损毁严重，无法得知表现七猪及罗睺。
2. 榆林窟第3窟北壁东侧的摩利支天曼荼罗
摩利支天曼荼罗画在榆林窟第3窟北壁东侧（图版4） ，由上部五方佛，中部摩利支天曼荼罗及下部供养菩萨三部分构成。我们先了解中部，再解释上部和下部。中部的摩利支天曼荼罗基本上呈方形，由内院、圆轮及外坛场构成。内院又被分割成五个部分。中央佛塔内画三面八臂摩利支天，四方画四天女，四角置阏伽瓶。并于东南西北四方置四门，于金刚墙上树幢幡，圆轮由金刚杵和杂色莲花构成，外坛场四角画八吉祥图及半金刚杵，下面分别给予解说。
内院部分是曼荼罗的核心，中央佛塔内画三面八臂摩利支天立像。摩利支天头顶作高发髻，顶戴宝塔（已漫漶），戴五叶冠。冠带于两侧面外侧向上飞扬，戴圆形大耳珰，佩腕钏、臂钏、足镯等装身具。三眼两侧面颜色脱落严重，面相已很难辨识，但仍可看到右面与本面一样呈金黄色，左面可看到蓝色猪面作侧面像时弯曲上扬的曲线。八臂中左第一手持索，第二手持弓，第三手作期克印。右第一手持金刚杵，第二手持矢（两支），第三手持金刚钩，左右第四手于腹前作转法轮印。此外，作为摩利支天手中的持物，与尊胜佛母相同的持物是弓箭。本文涉及的印度、拉达克、黑水城以及敦煌的摩利支天诸例中，印度和拉达克的都是手持一支箭，杭州飞来峰第61号龛尊胜佛母像也是手持一支箭。黑水城出土板绘尊胜佛母像手中的箭为两支[16]，而敦煌石窟中尊胜佛母以及摩利支天手中的箭也是两支。佛经中没有规定手中的箭是一支还是两支，但是，较之一支，偶数两支似更符合汉民族的审美习惯。
《大摩里支经》说：“摩里支菩萨，三面各三眼。顶戴宝塔及无忧树，花鬘金环璎珞宝带，腕钏指环种种庄严。身作紫金色光如万日，着红衣赤天衣。左手执索无忧树枝线，右手执金刚杵箭针钩。”如表2所示，与《成就法鬘》 Kalpoktamārīcīsādhanam以及天息灾译《大摩里支经》相比，榆林窟第3窟的摩利支天没有穿赤天衣，而是像一般菩萨一样裸露上身（图版5）。关于赤天衣，在敦煌石窟中的摩利支天像中没有发现，但是在藏传密教的尊胜佛母像中却多有发现，作为女性尊的尊胜佛母往往肩覆红色或蓝色的半袖短上衣 ，当然也有不穿的。左右四手中的持物与经典大致相同，只是两手中缺了针和线，取而代之的是左右第四手于腹前作转法轮印。
摩利支天所在的佛塔四周，以三角形将内院分成了四个区划，即以下方为东，之后按顺时针方向次第配置南、西、北方。我们知道，《成就法鬘》是一部记载印度初期密教至后期密教间的与金刚乘诸尊像相关的成就法集，书中所载诸尊像都属金刚顶经系列，因此该曼荼罗亦应以下为东，之后次第配置南西北各方。东方内院色现为黑褐色，原来应为白色，南方（面向壁面的左侧）青色，西方（上方）现整体上呈现白色，但原来应该为红色，北方绿色。此外，画于天井的金刚界曼荼罗的内院色虽也有变色，而且东方也已变成黑褐色，但是西方依然还是红色，可证本曼荼罗在绘制之初当是东白、南青、西红、北绿。
内院的东方，基本上被佛塔的基座占满，基座上部也就是摩利支天的两脚外侧画风轮。佛塔的下部，即基座的第一层中央画一很小的壸门，内画手托日月的罗睺。这使我们想起印度摩利支天造像中，下方一定有七猪车，七猪的上方中央则是罗睺，而榆林窟第3窟却没有表现七猪车。内院的南北方画四菩萨，各居拱形龛中。拱形龛与主尊佛塔的内部完全一致，寓示着四菩萨亦居于佛塔之中。敦煌石窟中，金刚界曼荼罗或相关图像的胁侍尊或供养菩萨多是以左下为东，之后按顺时针方向次第配置南、西、北各方，因此，位于左下角的菩萨当为东方菩萨。
东方菩萨和主尊一样，身色金黄色，一面四臂，人身猪面。除头部外，项饰、腕钏等装身具一如菩萨，左右第一手举至胸前，持物不明，左右第二手上举肩两侧，右手持针，左手可确认些许绿色，疑持物为无忧树枝。《大摩里支经》说，东方菩萨名大力，四臂猪面金色，着赤天衣一切庄严，乘其风轮，或男或女随意所欲皆能降伏[9]269。
南方菩萨，位于东方菩萨上方，现身色黑褐，一面四臂，人面，造型及手姿等一如东方菩萨。左右第一手置胸前，持物不明。左右第二手上举肩两侧，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物不明。《大摩里支经》说，南方菩萨，四臂金色着赤天衣，手持无忧花针线缝冤家口眼[9]269。然而经中未说明南方菩萨究为人面或猪面。
西方菩萨，位于南方菩萨相对位置，除身色为金黄色外，其他各部如南方菩萨。四臂中左右第一手置胸前持线，左右第二手举至两肩上，左手持无忧树枝，右手持针。《大摩里支经》说，西方菩萨四臂，童女相，着赤天衣。手执金刚索无忧树枝及针，顶戴无忧花鬘降伏冤家[9]269。经典明确说明西方菩萨为童女相而不为猪面，与壁画中的人物相合。
北方菩萨与南方菩萨大体相同，身色亦为黑褐色。左右第一手于胸前，左手持线，右手持金刚杵。左右第二手依然上举头两侧，左手持弓，右手持箭。《大摩里支经》说，北方菩萨四臂，着赤天衣种种庄严，如初出日色，炽焰如迦摩那火。左手执弓、无忧树枝，右手执箭、金刚杵。身有无畏大力如劫火相，敬爱一切众生[9]269。
从图像和经典的比照看，四菩萨与经典基本相符。重要的是，经典只说明了东方和西方菩萨分别为猪面和童女相，南方和北方却未明确说明。此外，《大摩里支经》还有两处说到四菩萨的像容表现，一处与上引经典大同，另一处说东方菩萨三面四臂，其中一面为猪面。至于南、西、北三方菩萨，或作“如是此菩萨红色着红天衣（南方）”，或作“如是此菩萨身作黄色着黄天衣（西方）”，或作“如是此菩萨衣服身色如前不异”，均只说明了南、西、北三菩萨的衣装，而没有说明菩萨的面相。四菩萨每次出现都是在六臂或八臂摩利支天像之后，是作为从属于摩利支天的胁侍尊出现的。
方形的内院四周有金刚墙，四方正中有四门，门内有四摄菩萨。四摄菩萨均右手上举，左手置胸前，东方与北方的已漫漶不清，南方与西方的可看出菩萨身色蓝色、三眼、虎皮裙，作左展式，一手置胸前，一手上举，持物不明。此外门楼上还有对鹿及法轮，两侧还有半金刚杵和旌旗幢幡。如下述经典，其与《大摩里支经》中所说的大曼拏罗成就法是一致的：
“复有大曼拏罗成就法，以五色粉粉大曼拏罗。于曼拏罗外作四方安四门楼，复于门上以花鬘璎珞庄严。各燃八灯，坛四方四遇各安一阏伽瓶 ，各以青帛二幅盖之。周回用白檀花鬘，上以幔幕庄饰。”[9]268
旌旗幢幡外侧画圆轮，由两周组成，内周为杂色莲花道，外周为金刚界道，再外侧便是外坛场。外坛场的四角各画半金刚杵，两侧画八吉祥。八吉祥多已漫漶，仅可在西南角看出伞盖，在西北角看出卍字和宝瓶。
曼荼罗上方画五如来坐像，各如来均负头光、身光，着五叶发髻冠，饰冠带，肉身金色，袈裟红色 ，袒右臂坐莲花座上，莲花座在三级金刚宝座上。五如来呈横向一字形排列，中央为手结智拳印的毗卢遮那，左侧为触地印的阿佛，右侧为手结禅定印的无量光佛，最右侧为手结与愿印的宝生佛，最左侧为手结施无畏印的不空成就佛。
《大摩里支经》说：“观想毗卢遮那佛身真金色，结毗卢印知在顶上。”而后又说：“次诵阿阏佛真言作触地印，宝生佛真言作施愿印，无量光佛真言作入定印，不空成就佛真言作无畏印。”[9]283这说明摩利支天曼荼罗上方画的是五方佛，而且这五方佛与其下方的摩利支天曼荼罗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 。
3. 莫高窟第3窟西龛内主尊摩利支天
莫高窟第3窟位于莫高窟南区北侧，洞窟为覆斗形天井，西壁开一龛，内塑摩利支天像一尊。南北壁分别画千手千眼观音经变，东西壁两侧的小壁上亦画观音菩萨立像，可以说，除了西壁龛内的主尊摩利支天坐像，其余内容都是观音菩萨或与观音菩萨相关。
西龛为小型盝形顶方龛，内塑摩利支天坐像一身。20世纪初，伯希和调查敦煌石窟时，主尊像两侧的胁侍尚在，整体上都经过了后代的重修。主尊像头部已失，结跏趺坐于山岩上，山岩一直延伸到菩萨的后部及上方。八臂，左第一手下伸，第一、三指相捻，右第一手于胸前掌心向下。左右第二手上举肩两侧，各伸第二指，余指握持树枝状物（绿色），遗憾的是，持物上端已经缺失。左第三四手分别持弓、尺，右第三四手分别持箭和线。
摩利支天的造像或相关经典中没有手持尺子的摩利支天。佛座下有七只小白猪，有的已经变成黑色，一眼便可看出，这七只小白猪并没有经过后代的重修。可以说，根据菩萨手中的弓箭以及线，再加上座下的七只小白猪，就可以准确地认定该像为摩利支天。
此外，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绘画品中有一件摩利支天白描画，即伯希和收藏品P.3999号（图1）。画面中央画左展式立姿摩利支天，居塔中。塔上悬铃及汉式长幡，两侧画四飞天及五立佛。摩利支天三面八臂，本面菩萨面，左面猪面，右面慈悲面。左手持索（？）、无忧树枝、弓，右手持杵、钩、箭（一支）。座下画七猪拉车，中央画罗睺。罗睺作菩萨形，半身，双手托日月，形象与敦煌石窟唐五代时期常见的菩萨无异。塔的上下及两侧画四菩萨，意在表示四菩萨位于摩利支天的东南西北四方。菩萨均作猪面，一面四臂，各持金刚杵及无忧树枝等。从整体上看，摩利支天的面相、持物、造型以及周围眷属尊等与印度后期密教中所说的摩利支天十分接近，但是，在像容表现上，如摩利支天的面部、罗睺、飞天、长幡等都明显具有敦煌石窟唐五代以来的造型特征。
四 印度的摩利支天造像
在印度，摩利支天信仰肇始于何时史无明载，但是，其尊像的起源当十分久远，如佛经所言，摩利支天常行日月前，她的起源与印度太阳神的起源有一定的关系。从佛经记载看，作为婆罗门教的尊神，似在南北朝时期就已传入我国，但是在印度，摩利支天信仰的流行却是在密教兴起之后。在印度现存的造像例中，最早的摩利支天造像大致可以追寻到公元9世纪，而以10世纪为盛，11世纪的造像则略见衰微。敦煌出土文献中，有题作《佛说摩利支天经》的经卷9件，即P.2805（尾题）、P.3136c、P.3824e、S.0699、S.2059、S.2681、S.5391、S.5531f、S.5618d、北8241，其中P.2805附尾题，写于天福六年（941），也是10世纪的写卷。此外有《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三件，即P.3100a、P.3759b、S.5646b，还有《佛说摩利支天陀罗尼咒》（P.3912a）一件，作为经典，在敦煌流行的时代也是10世纪，而造像或者壁画则出现在西夏统治敦煌的中晚期。
如上文所述，《成就法鬘》记载印度的摩利支天有六种，其中最多的为三面八臂，其次是三面六臂像，像容表现与保存至今的造像遗例基本上是一致的。根据日本学者在印度的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的调查可知，摩利支天的造像主要集中在那烂陀地区和东印度的奥利萨地区。比哈尔、那烂陀、维克拉姆普尔（Vikrampur）等地发现了在28件以上，在奥利萨地区也有30件以上，在各尊像的发现比率上仅次于多罗菩萨[17]。
印度比哈尔州等地保存的28例摩利支天造像中，以六臂像和八臂像为多，其中六臂像有七例。七例中的六例右手持针、矢、金刚杵，只有一例持针、矢、剑，左手为期克印（或期克印与索）、无忧树枝（或线）和弓的组合。七例六臂像均为展左式，其中一例猪面（左侧），三例不明，另三例均为人面。与之相反，八臂像中的其中一面一定是猪面，三面都是人面的摩利支天仅见于六臂像中。七例六臂像中有六例在台座前有七猪，一例为七马，罗睺是必然要出现的尊像。有一例头顶中央表现转法轮印的如来坐像。
可以辨识的八臂像中，猪面位于左侧的有三例，位于右侧的有11例，有10例左右无法判识。21例八臂摩利支天像中，两手持物如六臂像一样，右手多为针、矢、金刚杵，左手多为期克印、无忧树枝、弓，除此之外，还有剑、杖、线、钩等持物。背光上部有的还表现转法轮印的如来像，有近半数的作品背光模仿支提。28件作品中，有三例刻有铭文，但不是造像年代记，因此无法得悉作品的绝对年代，而相对年代多为公元10世纪左右。
五 结 语
本文结合汉译《大摩里支经》以及梵文经典《成就法鬘》的相关记述，对敦煌石窟中的摩利支天曼荼罗以及尊像作了图像学上的解说。下面就摩利支天在密教学研究上的意义价值做总结。
1. 摩利支天大约在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在《佛名经》中被译为摩梨支，为佛名或佛教世界名而不是菩萨名。其后的隋代译为摩利支天，天女形，见于闍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并释之为阳炎。唐代不空四译摩利支天经，但是在唐代似未能真正地普及开来，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石窟中出现的，依然还是手持天扇的摩利支天。宋代天息灾译出《大摩里支经》，始将印度流行的三面八臂的摩利支天带到我国。根据《大摩里支经》绘制的摩利支天，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绘画品中唯有P.3999。
2. 敦煌石窟中的摩利支天有两种：一种是作为太阳神眷属之一的摩利支天，除藏经洞出土的绘画品外，莫高窟第8窟、榆林窟第36窟中都绘有常行日天前的天女形的摩利支天像；另一种是东千佛洞第5窟南壁、榆林窟第3窟北壁东侧以及莫高窟第3窟主尊像的摩利支天，是密教信仰的对象。
3. 作为密教的摩利支天，她的流行应该归功于天息灾译出的《大摩里支经》。与其相同的西夏时代还流行尊胜佛母曼荼罗，其所依据的经典为《佛说一切如来乌瑟腻沙最胜总持经》。这些新图像新经典在敦煌的流行，与公元10世纪末印度僧天息灾、法天以及施护等人在中原弘传密教、翻译密典有着直接的关系。
4. 作为密教信仰的对象，东千佛洞第5窟之像及榆林窟第3窟之像，三面八臂，左手持索、弓、无忧树，右手持杵、箭、钩，左右第四手于腹前作转法轮印。莫高窟第3窟的摩利支天被后代重修，应该说保留了元代初建时的原貌，尺的出现为经典所不载，他处所不见。
5. 伯希和收藏品P.3999为摩利支天与四菩萨像，摩利支天与七只小猪、三面中左面为猪面、座下的罗睺、猪面四菩萨等多具有印度后期密教的特点，但是摩利支天的像容表现、罗睺、飞天、长幡等都明显具有敦煌石窟唐五代的绘画特征。说明了该作品很可能是出自汉地（或敦煌）画家之手，是画家在临摹时，在新近传入的摩利支天及其眷属身上，加入了传统的敦煌菩萨的形象特征。
附记：本文发表在201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原题为《敦煌石窟中的尊神佛母与摩利支天曼荼罗》，本文相当于会议论文的下半部分。
2012年12月30日，二稿于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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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田中公明.チJn12;ットの仏たち[M].方丈堂， 2009：187.
① 本文为笔者承担的敦煌研究院院级课题《榆林窟第3窟密教壁画研究》的一部分，在此之前，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已经有《瓜州榆林窟第3窟恶趣清净曼荼罗及其相关问题》，发表在《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2年9月。北壁西侧金刚界曼荼罗上方壁画为不空索五尊曼荼罗，相关论文《敦煌石窟不空索五尊图像解说》发表在《敦煌·絲綢之路 （シルクローJn10;） 国際学術研討会議論文集》上，神户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2013年。关于东壁南北两侧的千手观音经变和五十一面观音经变，在笔者2008年向日本高野山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敦煌石窟密教菩萨经变画的研究》的第5章中已有论及。又，本论文发表在2012年"第五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学术讨论会"上，原题目是《敦煌石窟中的尊胜佛母与摩利支天曼荼罗》，本论文为该会议论文的下半部分，上半部分的题目是《敦煌石窟中尊胜佛母曼荼罗图像解说》，发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4期。
② 《西域美術》Jn2;メ博物館ぺリオ·コレクションⅡ，第82、83図（講談社，1995年6月）解释为“日前摩利支天像”，五代（10世纪）。
③ 《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ョンⅡ，第68図（講談社，1984年9月）中解释为“摩利支天图”，唐末至五代初期（9世纪末—10世纪初）。
④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中记之为晚唐时代。
⑤ 关于敦煌石窟中摩利支天的研究有张小刚《敦煌摩利支天经像》，载敦煌研究院编《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议论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文章对相关经典中的摩利支天、敦煌石窟中的摩利支天像及敦煌摩利支天信仰几个方面展开了讨论和研究。还有，张小刚文将榆林窟第36窟前室门上的摩利支天按两幅计算。
⑥ 菩提流支译《佛说佛名经》第6卷，《大正藏》第14册，第148页。又，同经第19卷为“摩梨支世界难胜佛国土”，《大正藏》第14册，第263页。
① 天息灾在雍熙四年（987）翻译《大摩里支经》，时已改名法贤，为了文句的连贯和通畅，本文通篇使用天息灾。
② 《补续高僧传·译经篇》第1卷《宋天息灾、法天、施护传》中说：“天息灾，北天竺迦湿弥罗国人也。太平兴国中，与乌填曩国三藏施护，至京师。时梵德前后迭来，各献梵。”《卍字续藏经》第77册，第368页。
③ 但是，我国辽宁省博物馆保存着一面三眼四臂摩利支天铜像，该像为人面女尊像，座下雕刻五猪而不是七猪，制作于16世纪。又，黑水城出土的绘画品中还有四面十臂四足的摩利支天，见《俄藏黑水城艺术品》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2图及图版说明。
④ 四正方以东南西北标识，四隅以印度十二天中的天神名表示。以Agni（阿耆尼、火天）表东南，以Nairrta（涅哩底、罗刹天）表西南，以Vayu（伐由、风天）表西北，以Isana（伊舍那）表东北。
⑤ 《敦煌石窟不空羂索五尊图像解说》，《敦煌·絲綢之路 （シルクローJn10;）国際学術研討会議論文集》，神户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2013年。文中对东千佛洞第5窟东壁北侧、第6窟天井以及榆林窟第3窟北壁金刚界曼荼罗上方的3幅曼荼罗进行了图像解说。
⑥ 笔者以《东千佛洞第5窟名等诵文殊曼荼罗图像解说》为题，发表在2011年新加坡管理大学廉凤讲座举办的古丝绸之路——东南亚地区的跨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上。
① 四遇当为四隅，阏伽瓶在内院四隅。
② 袈裟现为白色，当为颜色脱落所致，各如来的袈裟上都残留有斑驳的红色。
③ 榆林窟第3窟南北壁西侧的恶趣清净曼荼罗和金刚界曼荼罗的上下方，依然画类似的图像。金刚界曼荼罗的上方画不空索五尊曼荼罗，下方画毗沙门天王与八大夜叉曼荼罗。恶趣清净曼荼罗的上方一字形横向排列五尊佛像（笔者将另文解说）以及下方兵宝、马宝、象宝、玉女宝等图像亦与主要画面没有直接的关联。而且有关毗卢遮那的像容描述时还说：“如毗卢遮那佛相，于金刚莲花藏师子座上结跏趺坐，身真金色发髻头冠，结毗卢印善相端严。”（《大正藏》第21册，第263页）又说：“毗卢遮那佛，顶戴宝冠身如金色，善相圆满结毗卢大印。”（《大正藏》第21册，第277页）从经典描述看，发髻冠的毗卢遮那等五方佛应该与下方的摩利支天，内容上有关系。
